别了，陈佩斯、牛群、赵本山

作为一个春晚的资深北方观众，每年春晚的最大乐趣，都是例行吐槽春晚毫不搞笑的语言类节目。

当然，政事堂是不会随大流去喷导演和审查制度的。

春晚的导演组会不懂得讨观众老爷们欢心么？

可别把他们看低了，那是基本功好吧，要是不懂得讨老爷们欢心，他们都抢不到导演的位置。

但问题是，春晚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讨观众老爷们的欢心，欢心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之一。

甚至为了达成目的，“不开心”也可以在春晚的工具箱里，99年春晚《打气》黄宏那句“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气得无数东北老铁大过年的关了电视机后掩面哭泣。

就像一位黑框眼镜长者说过的，一个人的命运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被抛弃的不仅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曾经的春晚语言类节目一哥们都免不了被抛弃，陈佩斯、牛群、赵本山都是一肚子委屈的被赶出了春晚舞台，不是他们的表演不好了，而是历史的进程，不再需要他们了。

在政事堂看来，中国春晚大概可以粗略的为四个阶段，

以98陈佩斯、99牛群的最后一届春晚为线，之前的主旋律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主旋律是“城市化+”。

以24、25机器人大规模入侵春晚为线，之前的“主旋律是“互联网+”，之后的主旋律是“人工智能+”

至于将“城市化+”和“互联网+”划分的那条分割线，则是赵本山愤而退出13年春晚并随后宣布“封山”。

在这四个阶段，最经典的语言类节目，都源自“改革开放+”，流传最广的，一水都是“城市化+”。

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普遍没啥意思，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语言类节目其实可以逐步结束其历史使命了。

在这种宿命感的告别中，思绪一点点的涌现，浮现出一个个令我童年捧腹的人物与画面……

一、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的相声小品为什么最经典，因为当时的国家主要任务，是要打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是要凝聚民众共识，破除官僚主义阻力，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惊险一跃，因此文艺作品从早年的歌颂型叙事，全面U转为针砭时弊的讽刺型创作，说服躺在经济体制的旧官僚们要去拥抱市场经济。

这个时期，语言类节目扮演了思想解放的“吹号手”，这种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自然能够透彻灵魂，尺度之大思想之深都堪称是空前绝后。

彼时的相声一哥牛群，枪枪都打在体制内，88年“领导，冒号！”的《巧立名目》，89“下面我简单说两句” / “我讲三点”的《生日祝辞》，90“到底听谁的？”的《无所适从》，92“弘扬XX文化”的《办晚会》，乃至遗憾最后被毙的中国相声巅峰作品 “官僚主义害死人啊！”的《小偷公司》，真心是强的“不服不行”。

彼时，赵本山小品中的对手，一水都是体制内，是95《牛大叔提干》里的领导秘书，是96《三鞭子》的县长司机，是98《拜年》的乡长小舅子。那位被郭德纲花式侮辱的姜昆，在87《虎口遐想》、88《电梯奇遇》、91《着急》中，喷的都是借他郭德纲一百个胆子都不敢喷的，甚至剧本一度还要把天安门广场要改成农贸自由市场。

至于小品一哥陈佩斯，每一个作品，都是对那个代表着体制、主流、权威、规则与国家机器的那个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其角色背后（警察、市容管理员、导演、王爷等）不可一世的体制权威进行持续的解构、戏弄与反扑，象征着着那个时代个体力量与民间资本对僵化计划体制的突围。

好的作品并不是因为大尺度与辛辣的抨击。陈佩斯的作品当中，那些为寻找机遇吃撑面条的青年，那些那个冬天穿单衣拍夏天戏被冻僵的北漂，那些跟兄弟们一起鉴赏爱情动作片的小舅子，那些险些被坏人勾引走上小偷路的懵懂年轻人，那些政策夹缝中求生存卖羊肉串的个体工商户……在小品中，那些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个体不再是被鄙视的城市边缘人物，他们也可以是共和国的主角，他们不仅是想要活出个人样的陈小二，也可能是电视机前的我和你。

二、城市化+

结束98“改革开放+”之后，便是进入99“城市化+”的时期，虽然那个时代的作品不如前一个时代经典，但影响力和传播力远超前一个时代。

这是因为随着签署WTO协议，国家要为全球化迅速推进城市化建设，要从农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大国。农民不再是革命叙事和改开叙事中被颂扬的主角，赵本山也从90年代的改革先锋，变成了00年《钟点工》、04年《送水工》中为城市化添砖加瓦的配角农民工，与历史进城的白云黑土。

伴随着春晚的笑点从“体制批判”向“身份调侃”转移，喜剧的内核与主角也出现了变化，99年之前，是旧计划经济官僚体制要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是配合知识分子与小市民阶层，积极参与改革的一方，99之后是“乡土中国”遭遇“现代都市”的冲击，农民成为了被改革的一方。至此，继工人代表黄宏要说服工人，农民代表赵本山也要说服农民为国家战略服务与奉献。

受众群体不同，展示方式也不同，相较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春晚，主要目标是改变几千万党员干部的观念，用的是辛辣的讽刺，“城市化+”的春晚，主要目标则是改变十亿中国乡镇民众的观念，因此喜剧方法也从政治中心北京的“左式讽刺”，变成了全国工业化急先锋东北的“赵氏赢学”。

让那个抠门、攀私人关系、爱吹牛爱忽悠的“铁岭特朗普”，用他淳朴外表下惯有的狡黠、算计，去戏弄小崔、范伟、小沈阳这些老农民难理解的全球化/城市化人士，以某种道德或智力上的局部胜利，构成深刻的戏剧反转，城市观众在笑声中确认了自身的现代性优越感，农村观众则在笑声中获得了尊严的确认与情感的共鸣，为当时激烈的城乡二元冲突提供了巨大的社会解压与缓冲。

三、互联网+与人工智能+

等“互联网+”时代，春晚语言类可以说得上是与时俱进的，15-16的电商《网购奇遇》O2O《社区民警于三快》，17-19的微信社交《提意见》、外卖《站台》、互联网金融《“儿子”来了》，智能设备《老伴》，20-21的朋友圈社交《走过场》、网络医疗《一波三折》、政务APP《大扫除》，22-24的元宇宙《还不还》、短视频《坑》、直播带货《寒舍不寒》……..

当年“城市化+”过程中的送水工、钟点工，“我骄傲”的保安，逐渐变成了“互联网+”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代驾、主播……

但问题是一方面，随着大规模的人口红利开始向小规模的数字红利转移，国家不需要像千禧年后的“城市化+”，驱动海量的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踏上历史的进城，互联网+对广大民众带来的冲突与波及面，也远没有城市化+的时代大，但作为KPI主线的互联网+的主线却不能变，一年就能演完的剧本非要拆成又臭又长连演十年，谁看了都烦。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改革是前进式改革而非U转式，不需要像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去号召体制内精英们去进行痛彻灵魂的体制改革，是没办法去翻历史旧账的来抨击的，而所有的互联网+所引发的最激烈的冲突，又跟KPI正面冲突的，譬如喜剧大赛的经典小品《互联网体检》的流氓广告、大数据杀熟、隐私窥探、诱导消费，这种互联网+负面buff叠满的作品就不可能搬上春晚舞台。（毕竟，他们还是春晚舞台上最重要的金主、赞助商与红包互动平台）

这些年真心没啥好作品，也没啥好怀念的，有时间我也只会回刷一下《八十难》、《代号大本钟》、《小品的世界》……

至于25-26开启的人工智能+时代，所有语言类节目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只会更进了一步，未来必定不会再有传世的作品出现在春晚。

什么是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进程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国家不再需要依靠相声演员脱掉大褂换上西装去讽刺旧体制，也不需要小品演员嘶力竭的呐喊或自我解嘲去凝聚共识。

新质生产力会直观的将他有多牛逼，非常直观的展示在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面前，在导演组的最终“目的”驱动下，演员们不需要逗了大家，他们只需要做好机器展示自己的“道具”和“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