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最成功的两次经济改革，分别是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和汉武帝的桑弘羊变法，而最失败的两次经济改革，分别是王莽和王安石的两次变法。

最近政事堂已经写了两篇，中央和国务院以极高的规模启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今天“打黑除恶”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历史上，历次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作为完结篇。

为什么商鞅和桑弘羊的变法成功了，王莽和王安石这俩老王的变法却失败了呢？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王莽还是王安石，他们所有的变法，几乎都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敢去碰政治领域。而商鞅变法和汉武帝的变法，都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他们变法的重心，主要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呢，我们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宋朝作为背景来看一下。

宋朝优待公务员，并给予极大的权力，而官员规模和权力扩张的结果，便是与地方豪强勾结，成型了大量利益共同体的“冗官”。

而官僚和豪强的勾结，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诞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只能投军，募兵制下导致军队规模暴涨。而朝廷又拿不出军费，只能默许军队经商，成为了没有战斗力的“冗军”。

宋朝皇室喜欢和禁军将领们联姻，军队大规模经商又垄断了民营经济的市场，造成大量失业，因此宋朝又不得不以“凯恩斯模式”大兴土木，来解决就业，可大量的政府开支又形成了“冗费”。

因此，宋朝为了管理规模越来越大的政府开支，又不得不继续扩招公务员，并给予更大的权力。

结果，导致了“冗官”、“冗军”、“冗费”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庞大的赤字，逼迫大宋朝廷不断的加赋，搞出了满地的“宋公明”

因此，无论宋朝的老王怎么改革，在不进行体制改革的前提下，都无法跳出“三冗”的循环。

相比于不断加赋的宋朝，被誉为“尧舜禹汤”的康熙，凭啥能搞出来“永不加赋”呢？

其原因也很简单，满清入关之后，在江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清除掉了江南的豪强之后，搞出了国有托拉斯的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等大型央企。（曹雪芹笔下”宁荣二府”的原型）

而如江宁织造和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国有托拉斯央企，则为大清朝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税负，因此，拥有大型垄断利润央企的朝廷，不必再依赖于过程中被大量贪腐的土地征赋，以及逼着农民沦为“房奴”的土地财政。

央企的利润大幅上升和较低的农业税，才能让大清朝的老百姓“房住不炒”，缓解土地兼并速度，防止地方搞房地产和金融的豪强短期内迅速作大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

其实，中国古代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势必要搞出强大的国家托拉斯，垄断盐铁茶丝。无论是汉武帝的桑弘羊变法，还是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国家拥有丰富财力的基础，就在于理直气壮的做大“秦汉的国有企业”。

让国家脱离了农业税，依靠国有垄断企业的工商税负，才能够让赳赳老秦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中国，才能够让卫青霍去病组织庞大的远征军深入草原追亡逐北。

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的覆灭，背景都是中央权力被地方侵蚀，政府无法再从民众手里直接收取税收。而任何一个王朝的兴盛，背后都是中央权力的急速扩张与直接征税范围的扩大。

而中央和民众之间，夹杂的就是权贵与豪强。

秦孝公和商鞅废除了贵族世袭制，汉武帝打破了王室分封制。秦汉两朝先打破了王室贵族对政治的绝对垄断，再利用酷吏严厉打击地方豪强，从平民中引入新生力量，加强中央权力，最终取得了变法的成功。

变法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权留着这些豪强们做大做强，只会最后把自己玩死。

你搞金融改革，豪强们就给你玩金融创新，搞出一堆儿集资诈骗、P2P和山寨币，你搞改革慢牛，豪强们就买通朝廷官员，搞出一个4000点只是牛市的开始，在创业板的引领下，半年股市就坐直升机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