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某种资源，被认为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时，中央是否会设立专门的国家级机构，把分散的资源、资本或经营能力组织起来？

是的。今天在雄安新区成立的国家数据集团，就是这个逻辑。

他所管理运营的数据，正是被新质生产力视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战略资源。

官方的说法，是一家以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推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繁荣数据产业生态。

形象点来说，类似于十八大后，2014年的中国铁塔，2019年的国家管网，2021年的中国星网，都是把分散在不同地方和部门的中游基础设施，重组集中到国家级平台统一运营，实现“全国一张网”，由国家队来做“平台管网”，既保障战略安全，又提升效率、减少重复建设。

这与之前两船、两化、两车“做大做强”的横向合并完全不同，而是通过专业化组织，将分散的战略资源实现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产生规模化、可持续的经济和科技价值，通过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避免数据市场陷入“诸侯割据”与标准不一。

巧合的是，10月13日，曾在浦东和重庆深度实践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的黄奇帆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一周之后，国家数据集团正式成立。

前者曾把土地这一要素高度组织起来，转化为城市建设与地方财政的重要现金流；后者则肩负着把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转化为可持续的价值与科技动能。

两者的底层逻辑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都是在明确权利和制度边界的前提下，让分散的资源进入更有效的经济配置过程，但核心的区别在于，土地财政更多是地方主导，形成了较强的地方财政自主性；而数据要素则通过国家级平台进行统筹，在统一大市场框架下，避免出现新的分割与标准壁垒。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数据集团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它将开展哪些具体业务，而是它所代表的资源组织方式。

如果说土地财政杠杆，形成了过去地方主导的资源配置与社会组织形式，那么开启未来产业升级的数据要素市场，所面临的平衡摇摆是，既要避免地区分割、标准不一和重复建设，也要为地方探索、企业创新和公平竞争保留空间。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要素的形态发生深远变化时，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安排，也会随之调整。从土地到数据，中央与地方的平衡，变化的不只是资源本身，更是央地关系、资本分配、生产方式，并深深的影响着劳动者关系。

国家数据集团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