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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一出关于权力、游戏与人性的政治寓言

顾子明博客

张麻子进城了,带着一队土匪,也带着一腔不太干净却又不全脏的理想。他用骗县长的方式抢了县长的位置,又用县长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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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麻子进城了,带着一队土匪,也带着一腔不太干净却又不全脏的理想。他用骗县长的方式抢了县长的位置,又用县长的名义试图做点“好事”。可刚踏入鹅城,就撞上了真正的地头蛇——黄四郎。这是两套权力系统的对撞:一个是民间崛起的强盗逻辑,一个是地头多年打通上下的本地利益网络。你以为这是江湖片,其实是政治片。

这场“麻子对四郎”的较量,不是单纯的你死我活,而是看谁更懂权力的规则,谁能玩得起“制度博弈”的游戏。

张麻子知道不能硬刚,于是挟民意、玩舆论、搞宣传。他一边“还政于民”,一边挑动群众情绪,搞得黄四郎一时招架不住。而黄四郎呢?一笑置之:你玩民意,我就玩收买;你搞理想,我就搞现实;你动嘴,我动钱。

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不是斗狠,而是斗“识破”。

电影的前半段,看似热闹,其实都在布一盘很大的棋。每一个笑点背后,都藏着对“体制游戏”的精准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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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转折点,其实不是张麻子打赢了什么,而是六子死了。他是张麻子的兄弟,是那个“最纯粹的相信者”。可他却死在了张麻子给他设下的“游戏”里——因为张麻子告诉他:“你假装死,我去换他一命。”可他真死了。不是死在枪下,而是死在规则里。

这一下,张麻子意识到,这不是游戏。

从那一刻起,影片的基调变了。张麻子不再“玩”,而是开始“战”。他不再周旋,而是正面反击。

而汤师爷——那个夹在中间最聪明的“县长”,也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位置。他以为自己是中间派,可以左右逢源;可到最后,他才发现,他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甚至连死,都得死得不明不白。

张麻子曾劝他:“你为什么不做个好官呢?”

他说:“我想做,可是他们不让我做。”

这个“他们”,就是体制,就是规则,就是那个看不见却主宰一切的手。

电影中,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个体,而是象征。张麻子象征野性中的正义,黄四郎象征权力中的恶意,汤师爷象征体制中的聪明人,而六子,象征那些被牺牲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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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高潮是“反杀”,但高潮之后却是沉默。张麻子胜了,黄四郎死了,可他没有留下。他让六子的弟弟穿上自己的马褂,坐上那辆火车,继续当县长,而他自己,则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山林。“你是张麻子吗?”

“不是。”

他否认了自己的身份,也否认了自己的胜利。因为他知道,他并没有真正改变什么。他只是打赢了一场仗,却没能打赢这套系统。

张麻子和黄四郎,其实不是两种人,而是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两种选择。

你想当张麻子,世界却逼你成为黄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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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你能讲规矩,可规矩是人家定的。你以为你能唤起民意,可群众只记得谁发钱多。你以为你打破了秩序,其实只是顺势而为。张麻子能赢,是因为他用了黄四郎的方法。

所以他走了。他知道,如果他留下,他就会成为黄四郎。

这就是《让子弹飞》的狠。它表面讲的是江湖斗法,骨子里却是政治隐喻,是权力转移,是人民的盲从,是制度的荒谬。

姜文没有说破一句大道理,却用一堆笑话,让你看到真相。

这不仅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照出规则,照出那个你以为看懂了,但其实还差一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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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顾子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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