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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顾子明博客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觉得毛泽东办法多,点子妙,而且他的点子、办法的确能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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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觉得毛泽东办法多,点子妙,而且他的点子、办法的确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毛泽东的妙点子、好办法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是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

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举了个例子。那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在一次白云山地区的战斗中,红军兵力小,不好打仗。由于不了解情况,毛泽东为此而发愁。毛泽东和彭德怀到实地进行了考察,察看了地形,心中有了底,他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正是通过这个调查,毛泽东才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办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在1931年提出来的名言。这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妇委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用亲身调查的经验阐述了调查的重要性。

他说:

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马列和介绍社会主义的三本书,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展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认识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农民运动。

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是“游民运动”​,骂农民“过火”​。其实,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到了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能活下去。但是如果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喝西北风,对富农只给一点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贫农和雇农问题,也是在兴国调查研究之后弄清楚的,特别是看到了贫农团在分配土地中的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伴随着毛泽东一生。

毛泽东第一次调查研究,是他还在学校求学的时候。他用游学的形式,了解社会。在游学路上,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平易近人。在宁乡,毛泽东住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晚上,他们在桐油灯下聊天。这位农民告诉毛泽东,他是佃农,种东家的田,整年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收到谷子,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剩下三成,难以糊口,生活真是艰难,碰到天灾人祸,更是没法过。听了老农的诉说,毛泽东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学校后,他把一路上所见所闻写成文章,抨击社会的黑暗。

毛泽东把湖南作为调查了解社会的途径。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了衡山、湘潭、湘乡、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后来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在序言中称:​“每一个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都不能不读这本小册子”​。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他写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对根据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他制定党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是为总结规律,指导工作。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消灭了敌军一个骑兵团。

毛泽东高兴地对耿飚说:​“听说西北有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作者注)​,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马的四条腿加上人的两条腿——作者注)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一套打骑兵的经验。​”

耿飚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

毛泽东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耿飚按毛泽东的指示,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效果很好。

毛泽东非常反感那些不作调查的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不同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一些人不服气。

凯丰指责毛泽东:​“你顶多读了《孙子兵法》​。​”

毛泽东生气地反驳:​“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啊?​”问得凯丰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位干部既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又不了解党的经济政策,就下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就把这个干部找去,问:​“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究竟有哪几种苛捐,有哪几种杂税?​”问得那位干部答不上,毛泽东就批评他是“乱弹琴”​。

1958年,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随行的一位干部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品10万斤。毛泽东摇着头说:​“吹牛!”那位干部说,他们用灯光照,用吹风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毛泽东批评那位干部说:​“你没有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10万斤不可能,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

在调查中,毛泽东最愿意听到真实情况,他认为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1959年6月25日晚,毛泽东刚回到家乡韶山。他召集了一些年老的乡亲和当地干部开座谈会。毛泽东在打开场白时对大家说:​“我离开韶山30多年了,难得回来一次,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特别是想请老人对我提点意见。你们对当地政府有什么看法和意见,请尽量提,放心讲,不要有顾虑。​”毛泽东说完,没谁敢提,他便从生活、生产、食堂等方面动员引导,还用了激将法:​“我不回,你们盼我回,我回了,你们又不同我讲真话!”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乡亲们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对于大家的意见,毛泽东感谢地说:​“你们的意见提得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他还说:​“你们提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大胆讲,我们会尽量采纳的。​”毛泽东还专门和两位提了尖锐意见的老人单独合影。

毛泽东有一个表兄叫贺晓秋,曾经还救过毛泽东的命。1960年贺晓秋去世,临终前,他要儿子贺凤生把最近几年下面发生的一切告诉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年底,贺凤生到了北京,不久就被请进毛泽东的会客室。

寒暄之后,贺凤生就直截了当地地说:​“主席,你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晓得下面刮‘五风’吗?​”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他要贺凤生先回去准备一下,然后专门找时间谈一次,而且强调:​“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样好的礼物给我。​”

过了几天,毛泽东安排专门时间与贺凤生交谈。贺凤生一开始就放炮:​“主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说:​“讲下去,讲下去……”贺凤生讲了解放后的发展和变化,毛泽东打断他的话:​“不要唱什么赞歌了。​”贺凤生就不客气地说起发生在农村的一些不好的现象。

他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来了,情况变了,​“五风”刮得不像话,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砖墙要捣碎了熬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集体化。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只允许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还没得饱饭吃,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女人没崽生。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达几千斤,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说着说着,贺凤生流泪了。毛泽东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思考着。后来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解散食堂,恢复生产,制止浮夸风。

又过了几天,贺凤生准备回家,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对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

接着毛泽东说:​“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看好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丢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这是不行的。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贺凤生问:​“食堂散不散呢?​”

毛泽东回答说:​“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是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能搞假家伙。​”

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

他对吴冷西说:​“头脑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

在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谈话时,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四个渠道: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了解自己村子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毛泽东特别喜欢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50年代,他在庐山对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着去做。这几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上,即有时是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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